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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 10:02:25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昨天是郭沫若诞辰116周年，他在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郭沫若(1892-1978)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有删节)

]]>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9222164 0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9222164 Wed, 19 Nov 2008 14:22:01 +0800 2008-11-19T14:22:01+08:00 <![CDATA[装备先进西洋武器：清兵为何仍不敌八国联军]]>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92141470

2008-11-19 08:52:25　来源: 环球时报(北京)　

清军虽然大多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并用西式操典训练，但仍然只是徒具形式。1899年瑞辛格少校就对中国军队作出了批评：“中国的军队领导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缺乏有效率的后方勤务系统、物资保管马虎……还要加上已令人不满的贪污、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

清军与八国联军，11.3万人对2万人的较量，北京地区的战争仅仅打了56天就全线溃败。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军队与外国列强军队的作战，几乎逢战必败。每一次战败都使得国家利益进一步丧失，民族灾难进一步深重。清政府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国家将无存于天下。在他们看来，军事上的失利是由于武装力量不强大导致的。于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下决心花大投入建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还真的建立起来了。当时，清政府按照德国军制编练军队，武器装备也从德国引进。到1900年，清政府已有两支新式军队。
正在这时，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时，在北京与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清军共有11.3万人，包括聂士成的淮军、宋庆的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和董福祥的甘军、庆亲王奕劻的神机营、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以及直属九门提督、步兵统领的御林军。此外，还有配合清军作战的大批团练、义和团民。而且自甲午战争后，清军的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据清海关统计，经天津口岸输入的武器仅在1898—1899年间就猛增了8倍之多，这表明北洋地区的军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其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其中武卫军、神机营等大都采用西式先进武器，并配备速射机枪和各式大炮。用现代的话说，清政府正规军与联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没有形成“时代差”。
而八国联军的兵力数量占有劣势。八国联军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但是，实际的兵力不多。共有20000人。其中：日军10000人；俄军40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000人；法军800人；德军100人；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军队加在一起，不到100人。
清军又是在本土作战，有着可靠而良好的后方基地，军队可以有不断的补给。特别是天津大沽炮台，尽管这里是联军通往北京城的必经之路，但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雇佣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花大气力重新改造了大沽炮台，成为19世纪末世界最强的堡垒之一，是联军登陆的最大障碍。这座炮台上配置着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先进的堡垒炮，并且部署了4艘德国制造的鱼雷舰。如果联军攻不下大沽炮台，他们除非飞到北京城。
可是，这么好的作战条件，清军再次一败涂地。1900年8月13日午夜，俄军司令李尼维奇命令参谋长瓦西里耶夫斯基率部，在曾经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骑兵部队的挪威人曼德的带领下，趁大雨清军哨兵疏于戒备的时候，摸上东便门，拉开了联军强攻北京城的序幕。紧接着，联军各部队按协同约定：日军攻击齐化门，即现在的朝阳门；美军第14步兵团攻击沙窝门，即现在的广渠门；英军第12炮兵团攻击安定门，最终向正阳门推进。清军无力抵抗，节节败退。16日，日军占领皇宫；17日，整个北京城沦陷。而大清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早在二天前就出德胜门西逃了。
大清国有那样好的新式陆军和作战条件，怎么又打败了呢？而且这一败，差点让中国亡了国。一个国家的首都怎么一而再地让人家轻易就攻占了呢？这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只有法国有过这样可耻的记录。1900年6月21日，也就是阴历的五月二十这一天，在开了4天御前会议后，清政府决定对外宣战。宣战是国际法规定的当事国的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战争的法律程序之一。但是，宣战要有几项基本内容：为什么要宣战？对什么国家宣战？和几个国家宣战？什么时候开始与对方进入战争状态？这是宣战书的基本要件。然而，清政府这次的宣战诏书却都没有。并且，这份宣战诏书只在内部发布，而没有以任何形式送达任何外国政府，好像传达一份内部文件。怪不得收到这份“内部文件”的盛京将军增祺，非常不解地上书讲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这表明，从一开始清政府就把如何处理重大内外关系视作儿戏，始终拿不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对义和团或剿或抚，或剿抚并重，简直是朝令夕改，致使京津局面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武装势力为保护在华利益，又把镇压义和团运动不利的矛头指向清政府，频频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武力威慑。清政府简直是内外交困，只得仓促对外宣战，以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当然，也企图借用义和团势力，回敬一下外国列强对中国政治派别矛盾斗争的介入。用慈禧的话讲：“洋人侵我太甚，不免让人动气”。所以，清政府做出的一个非理性的开战决策，也就不奇怪了。
从1900年6月21日宣战到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定《辛丑条约》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39天。考虑到1900年8月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以后，清中央政府亡命西北，联军完全控制了战争局势的因素，所以，不算东北地区的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在内，北京地区的战争仅仅历时56天。
在这56天中，分为：大沽口登陆与抗登陆作战；天津攻防战；北运河阻击战；北京保卫战４个阶段。尽管在作战中，清军中不乏不畏牺牲、英勇作战的官兵，比如，于６月13日阵亡在天津八里台的淮军首领聂士成。然而，从总体上说，清军拿着近代化的武器装备，打的却是一种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四）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样，并不是中国被外国敌人打败了，实质上，再一次被外敌打败的乃是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
19世纪末，列强侵华不断加剧，已有瓜分中国之势。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之际，民间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发运动逐渐形成。1898年，在华北地区出现了以“
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到1900年，义和团逐渐发展到包括京、津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而清政府一方面慑于义和团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义和团来抵制列强干涉，对义和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长期采取默许的态度。
义和团的反帝活动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帝国主义列强即以此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从1900年5月开始，英、法、美、德、日、意、俄、奥等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调兵侵华。6月战争爆发，慈禧仓惶西逃。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结束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使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战争，联军最多时总兵力达到12.8万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而驻军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11.3万人，包括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淮军、练军、八旗、绿营各部。此外，配合清军作战的还有大批团练、义和团众，应当说清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而且自甲午战争后，清军的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场战争虽然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在战争的某些方面和部分战役当中仍然显示出清政府自甲午战争后的整军建军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清军的战斗力也较此之前得到了一些提高。在战争中，部分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使联军遭到了一定的损失。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一支联军从天津出发，企图进入北京，沿途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不断阻击，最终以62人死亡，228人受伤的代价狼狈逃回天津。参战清军的战斗力使西方军队印象深刻，“尽管这支军队在士气上和纪律上是不能和欧洲军队或日本军队相比的，但在现时却是一支很厉害的力量，足以将整整一个团的俄军围困在天津城，阻止两千多人的联军部队进入北京。……这支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之佳，弹药数量之足，并不比联军逊色。”西摩尔远征军的败退，“暂时消除了曾为人民相信的神话，即一支小的现代外国军队，能够从中国这一端打到那一端而不会遇到有效抵抗
”。事实上，西摩尔退回之后，联军官方估计推进到北京和维护交通线，所需要的武装部队得从2.5万人增加到4～10万人。
大沽口保卫战也是一场具有一定近代性质的战斗。守卫大沽炮台的清军所配备的新式大炮，多为克虏伯厂或阿姆斯特朗所造，炮台防军的训练也接近近代化。在守将罗荣光的指挥下，清军英勇抵抗6小时，给联军以极大杀伤，共击坏敌舰6艘，击毙联军58人，击伤197人。据当时一个住在塘沽客轮上的目击者说：“船中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之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而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役中，军校生的表现极为英勇，300多名天津武备学堂学生誓死保卫学堂，一位外国参战人员记叙道：“这个学堂的学生是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些剽悍而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投降。”
鲍威尔认为：“尽管打了一些败仗，中国军队和过去相比还是表现出了若干改进，并且也为将来提供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教训。中国人在大沽，特别是天津的炮兵是杰出的。他们射击准确，阵地选择恰当，转移做得很好；还击的炮火常常证明比联军的技术高超。攻克天津城区时联军大多数的伤亡都是炮火所致。中国的炮手是受外国人训练的，而他们对所上的课学得很好。有时，中国军队很会利用地形；他们广泛地准备了阵地工事，地势还选择得好；在战斗中，他们是掩蔽和隐蔽的好手。直到被敌人挫败，都证明他们有顽强抵抗的能力。”这表明中国军队的军事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军事训练卓有成效，其战斗力比以前得到了相当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从头至尾并未参战，这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的清军真实战斗力和此前军事教育的成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战争的失败仍然无情地暴露出清军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事实上这些缺点久已有之，清军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进了其中的部分环节，但相对于达到一支训练有素、完全现代化的新式军队的目标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再的失败除了清廷腐败、和战分歧、进退失据等全局因素外，仅就清军在战争中的表现而言，其不足之处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军队编制与指挥系统残缺不全。近代以来，战争逐渐向多兵种合成化作战方向发展，在战争中步、炮、马、工、辎重各军种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虽然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当中出现了合成部队的趋势，但就整个清军而言，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兵种分工和后方勤务。而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上，清军也缺乏一个统一严密的参谋系统，最高指挥机关常常出现消息不灵，情况不明的现象，发布不切实际的作战命令。如大沽炮台在6月17日已经失守，清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坚守炮台的作战命令。而在战争中，清廷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天津作战，使人无所适从，以致直至战争结束，战斗力颇强的袁军也未参战。
其二，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合格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合格军官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而在清军之中，相对于低级军官，合格的中、高级指挥官的缺乏更为严重。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训练新式军队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引进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并在基层士兵的训练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合格的高级军官的培养使用上进展甚微。各式军事学堂培养出的基层士官仍然为数极少，并且无法染指军队的指挥权，权力仍然牢牢地把握在旧军官的手中。“官佐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种兵种的经验。”袁世凯在战后也认为：“各营将弁，其朴城勇敢者尚不乏人，然气质半属粗豪，文理亦多暗昧，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究，一旦临戎，往往张皇失措。”这种致命的缺陷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基层士兵训练上所取得的有限进展化为乌有。虽然清军在局部的战斗中依靠普通士兵的勇敢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仍然难逃战争失败的厄运。在战争中，清军整体作战方法保守落后，主要采取分兵把守、单纯防御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这些情况表明清军缺乏能够把握战役全局的将帅之才。鲍威尔也再次论述了合格军官的重要作用，他说道：“即使在装备很好的时候，中国人一般都宁愿保持守势。他们的侧翼以及后方只要一受威胁，他们总是立刻撤退。这种缺点似乎是由战斗训练不够和领导不佳产生的，而并非是由于勇气不足；如果他们的军佐作出榜样，那么兵士一定会战斗到死。”此外，清军军官对于随着炮火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他们仍采取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用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管清军兵力居于优势，但得不到有效的指挥协同，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清军后勤紊乱，机动性差。清军的整编训练均由各督抚、将领们自行办理，中央并无统一的规划，在武器装备上极为混乱。早在甲午战争中，一位美国海军少将在旅顺战役中，就目睹“一位战死的中国士兵手握一支前装滑膛枪，而他的子弹盒却装满了金属子弹”。而这种状况在战后仍未得到根本改变。1898年秋，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视察了清廷军队，“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14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彻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弹的抬枪”。这种庞杂的军械配备在战争中无疑是给后勤补给的噩梦，同时也制约了清军的机动能力。清朝的各种军队号称有百万之众，而其中较有战斗力的练军、防军和新军的总数约为36万人。但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清朝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军队却只有14万人，而其中已在直隶的清军就已达11万人。因此，“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样，并不是中国被外国敌人打败了，实质上，再一次被外敌打败的乃是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
第四，清军的训练水平仍然落后。首先，在训练内容上徒具形式，不切实战。一个外国军官认为清军根本没有彻底地操练，他辛辣地讽刺道：“至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袁世凯也认为：“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其次，清军缺乏协调作战的演习，“中国不举行正式的军事演习”。
种种情况表明，清军距离一支合格的近代军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军队虽然大多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并用西式操典训练，但仍然只是徒具形式。对于近代军事的真正内涵，无论是指导改革的规划者还是普通的士兵都所知甚少，而高级军官尤甚。在军队体制改革上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长久存在于清军中的弊端也仍然存在。1899年，在中国军队中当过多年教习的瑞辛格少校就对中国军队作出了一写列的批评，他指出：“中国的军队领导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缺乏有效率的后方勤务系统、物资保管马虎……除了这些不健全之处以外，还要加上已令人不满的贪污、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这些弊端并不是无人指出，然而，清政府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中体西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的改革方式使这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装备新式武器，排出整齐的队列并不代表就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在庚子国难后，遭到沉重打击和羞辱的清政府终于认识到：“零星的军事改革，决不能使中国强大到足以承担一个十分艰巨任务的地步”。中国的军事改革，逐渐开始走上了真正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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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555% 发表于:2008-11-13 22:14:03

发帖人：masi160 发帖时间:2008-11-13 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8996162_0_0.html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500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执行局为核心，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和执行局长为首，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的执行法官为主，以一小部分地方party政纪公检官员和国土、国资、银行等国家工作人员为盟，以律师、地方黑帮、利益代理人为辅，在先进集体、优秀法官、优秀party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光环的掩盖下，点线面纵横网织，全线控制着广东省的司法枢纽及其涉猎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标的和B社会势力，是个“撼天动地”“让谁都动弹不得”的极权组织。

这个利益集团的极权标志就是：掌控法院公章。他们说：谁也赢不过，我掌握法院公章，就等于掌握天下。他们拿着法院公章，换权换钱换想要的，比如，开设司法黑市，搭建万能平台，买卖司法权、政权、各种利益，买卖裁判文书，等等，无本万利，“合法”安全。

这个利益集团控制下的广东各级法院，成了“我说啥就是啥，我说了算”、“套谁谁得给、要啥就得啥”的利益万能平台。万能的表现在：合法可以变成违法的，违法的可以转化为合法的；可以控制打官司的人，也可以将没有官司的人套进官司控制占有；可以请托公检纪枉法抓人，也可以放人减刑；法官及其利益代理人可以获取想要的，其他司法同盟者也可以获取想要的，地方官员也可以获取想要的；可以获取经济利益，也可以获取政治势力、政治利益等各种权利；……，总之，掌握生死予夺的法院职权，被将这个利益集团控制操纵，成了

这个利益集团实现一切目的棋子、载体、工具和平台。

这个利益集团,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这个利益集团，攻守同盟，不内讧，不揭发，滴水不漏，枪口一致对外。

由于内幕太多，错综复杂，本文不能全面铺开，下面先就这个利益集团的宗旨、黑市行价、黑市规程，简单介绍一下：

一、宗旨和口号

权为我用即我权，规则可以自己定、大家用。

看中的，就得给，给不够、不给的，搁着，再不给，整，投诉的，整死；

要干就要一起干、干大的、“合法”地干、干到底；

搞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少搞现钱；

案结事了，绝不能认错，否则就双输；

应付好上面，封锁住下面，控制好媒体；

要有本事让谁都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工具；

大家嘴巴紧点，自己出了事，不要连累他人。

二、法官的黑市行价

（一）、执行案件行价

执行案件中有土地、房产的，看中的，定好评估行、拍卖行，低估贱评自买，或即时转卖，法官占利60%以上；

执行案件难度较大的，联手整，按标的60%以上收分成费，分成费期权支取，五年内不能动；

对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可实现执行标的在100万元以下的，付分成费30-45%；100-500万元的，付25-30%；500-1000万元的，付20-25%，1000万元以上的20%，难度大一点的，须多付5%-10%；

对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少执行或免除债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付好处费50-60%；100-500万元的，付45-50%；500-1000万元的，付40%；1000万元以上的，付35%；

自买联买资产包并强制执行的，一定要和律师、银行（含资产公司）、“受让人”一起搞，法官占利50-55%；

为对抗执行的，向利益集团以外的审判法官买卖法律文书的，执行法官牵线，费用由当事人自付，按裁判标的的15-30%支付；

为对抗执行的，向公检部门的干警请托的，好处费由当事人交利益集团支付，具体：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

为对抗执行的，请托party政纪官员的好处费，一律由利益集团支付，不假手于外人。

（二）、审判案件行价

按难易程度，以标的额的15-30%收取，预收50%。按件计价的不少于1万元。

（三）、破产案件

破产财产中有土地、房产和优质股的，定好好评估行、拍卖行，低估贱评，自卖自买，或即时转卖。法官占利60%以上。

清算组的律师、评估师、会计师等人，一律由法官内定。法官占利50-80% 。

三、黑市规程

1、物色猎物

（1）执行案件

对执行案件暂没有执行财产的，但可找到财产，被执行人会出血的，列为“议”案；

对执行案件有存款、股权可供执行的，列为“私”案；对执行案件有土地、房产可供执行的，列为“肥”案；

对没有官司但有优质土地房产等优质资源的，要制造案件将其套上官司的，列为“套案”、“掏”案。

对标的大的、质地肥的、批量的称作“大”案，

对难度大的值得搞的叫“重”案。

（2）、其他案件

由律师或法官接盘，最后谈定交易的，全部列为“个”案。

2、搁置、围困、搞光、整死

（1）、执行案件

将上述猎物按大小按人头分下去，搁置到各个执行法官案头，守着；申请人找上门的就“抛话”，听不懂的，就叫申请人请律师来谈价，不从的，搁置，再找被执行人来谈，谁先谈妥，帮谁，找谁要。有时两边要，各帮一点，要双份。

定好了就干。基本方法是：

第一、暗箱操作----将一方认定为下落不明，背着他，封锁信息，勾结另一方搞；

第二、造假----假证据、假文书、假评估、假拍卖；

第三、获取----解封、转移、瓜分；

第四、封锁案卷；

第五、转移或“卖”掉财产，变现。

有投诉的，不惜一切代价，用司法手段围追堵截，让他无法正常生产生活，将其剩下的财产套干掏净，斧底抽薪；不服的，就司法拘留；还不服的，就叫B社会控制恐吓，殴打绑架；再不服的，请公检部门出马，刑拘判刑，刑满不服的，再整再关。

（2）、破产案件

瞄准国有企业，大家分肥肉。非国有的，则索要钱，否则，强行破产，至于破产财产的处置，以及对不听话的破产人的“修理”，与执行案件雷同。

（3）、其他案件

由长期合伙的律师接盘，然后，律师拿着材料找立案庭负责人，再由立案庭找长期合作的各个审判庭法官，一起研究案情和定价，也可以直接找审判法官搞定。可以做的，先收取50%，由律师收取后与法官对半分，案结后再收再分。如果不成功，退一半，或留“律师费”，其余退回。事先说好用非货币支付的，可以通过法官律师自办的典当行办好评估抵押手续。支付数额大的，法官会要求通过地下钱庄在境外交割。

判决书出炉之前，你若不按事先付清的，判决就搁置，再不付的，就找另一方给付、再判你输。投诉的，没辙，因为法官不直接对当事人。“乱投诉”的，就让B社会找你。

3、对获取的财产控制经营，间接式、期权式收取

利益集团将“解封”的、“以物抵债”的、“收购”的、“竞买”的、律师亲友分成到的“猎物”，统统转移到“利益代理人”名下，委托“利益代理人”控制经营。利益集团规定，在“是非”期间过后3年内不得转移到自己名下，亲属也不行，收取时不得直接收，不得有人在场，还要留取“有力”证据，证明是收得有根有据、合理合法。对于土地、股权，则时间更长，有的要等到退休后才接收。

4、改案卷、封锁、集体作证，散布反信息，以对付检查，并将调查者“搞掂”。

对于搞过的案件，卷宗不归档。一旦有投诉，就修改：投诉没有证据的，马上造，夹进案卷；投诉程序错误的，改时间内容对象等，重新制作文书，夹进案卷；投诉没送达的，马上制作《公告》，夹进案卷；投诉不查封等不作为的，就将申请查封的资料等资料抽掉；……。

对搞过的案件被调查的，一定要“坚持”“抗辩”，压死封住，不能认输。务必集体行动，集体证明，集体咬定。而且，要分工散布对投诉者不利的“小道”信息。还有，必须坚持的是，抗辩时，绝不与投诉者公开质证。接受调查时，一定要设法将调查者拉下水。

这个法官利益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长期利用法院运营司法黑市，手贿侵占，腐化地方管制，破坏了社会公正，侵害社会利益。至今，仍牢牢地盘踞在岭南大地。

在广东，看着一个个站在舞台上的腐败权利者，一堆堆冤假错案，一个个冤魂，一张张苦脸，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我们沉重万分。真的，任何有良心的人，心都会被揪得紧紧的。

肖扬、黄松有及其广东法官利益集团、广东司法黑市、深圳司法黑市，能否拔掉？冤假错案，能否纠正？1500多亿元财产能否追回？十一届人大所提的“解决司法不公”能否兑现？

]]>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9112314419 0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9112314419 Wed, 19 Nov 2008 11:23:14 +0800 2008-11-19T11:23:14+08:00 <![CDATA[中国“万岁军”：三十八军主将们的命运浮沉]]>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2838588

作者:shenjunlin (作者blog) 发表于:2008-11-18 21:16:59

在朝鲜战场上，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的三十八军的史料已经很多了。从江拥辉以上的主将，都有较为详细的传记。但是，和中国的现代历史一样，作为宣传品，而不是符合史实本身的一种变体，这种"历史"只褒扬正面，宣扬伟业，而忌讳负面；人物传记只写顺境，升迁荣誉，而淡化和隐匿逆境沉浮和命运悲剧；所以，严格地说，那不是历史科学，也不是一个可以立传的人物真实、客观的人生写照，它还不具备映射社会人生过去征程的镜子的作用，更不可以知盛衰得失，荣辱更替。所以，本文将另辟蹊径，彰显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以还原历史本身。

作者在刚刚步入青年时期，就亲临保定，拜访过三十八军，熟知他的历史。作者的一段命运，和四平攻坚战时的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时三十八军主力112师政治部主任，文革时期的三十八军第七号人物，副总参谋长张致善大校息息相关，并熟悉这半个老乡。作者的三舅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与三十八军同属一个战斗序列的三十九军115师政治部干事，火线记者，《志愿军一日编辑》之一。所以，有此因缘，以为别传。既然是历史，就不可能虚拟编造，所以，有关材料，大部来自军史、党史和相关著作，一部来自见闻。象万毅、刘贤权、江拥辉、李光军等，作者博客早有涉及，或涉及未提名而已，史传已详记部分从略。严格说,历史除亲历外,多不是原创作品,而是资料的汇集整理,分析评判.

三十八军是一只老红军部队，1928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组建红五军的时候，就有了三十八军的雏形。长征后红三军团主力并入红二十五军的一部。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86团，以李天佑为团长，这就是最初的三十八军112师、113师的前身。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以后的1942年，地下党策动驻扎海滨地区的东北军53军111师整军起义，加入八路军序列。它就是三十八军114师的前身。抗战胜利以后，为了抢占东北的资源，依托苏联，图谋全国，八路军，新四军华北主力，以林彪为最高统帅，挺进东北。冀东李运昌部（冀东抗日大起义后组建），冀中吕正操部（另一支华北起义参加八路军序列的东北军为主力）山东115师罗荣桓、陈光所部（不含聂荣臻部），新四军3师黄克诚所部，共十万人开赴关外。后来，罗荣桓属下万毅所部发展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这就是后来成建制的三十八军。也即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时，第一纵队编为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1950年，该兵团从华中回师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10月19日作为入朝作战的第一梯队，从通化（三十八军）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中成就了不世的威名。朝鲜战争后，三十八军回师通化，后来被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战略预备部队。1967年文革紧张时期，和其他战略预备部队一起，从东北调入华北，拱卫京师南大门保定至今。

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部队，三十八军从兵源到装备都代表着解放军最精锐、强悍的力量。我军军事革命以来，它装备了第一支摩托化部队；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是第一支组建的合成集团军（1984年4月1日）；拥有第一支电子对抗大队；拥有第一支防空混成旅；最先成立陆军航空兵大队（1988年1月8日）；最先成立数字化实验部队等等，是各集团军中兵力最多、兵种最齐（拥有数十个技术兵种、一百个专业兵种，专业兵种分队占分队总数八成，专业技术兵员占总员额七成），武器装备最优良，火力、机动力、突袭力、防御力、快速反应能力、合成战力、独立作战能力、纵深打击能力、作战保障能力、后勤技术支持能力、自动化数字化作战能力等等都在全军首屈一指，具有最强的综合作战能力的部队。但是，一直到文革时期，他的历任主将鲜有善始善终和飞腾者。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在政治的大风浪中，猛将，勇将、儒将--名将们，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浮沉，足够智者、觉者掩卷深思，以为知得失的史镜......

以文化大革命为界，万毅，李天佑，梁兴初，江拥辉，刘贤权，邓岳，李光军、刘海清、朱月华九人先后为军长。李天佑上将以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职，去世于1970年，有幸避过"九·一三"事件。万毅，梁兴初，刘贤权为政治所累，前二者沉沦十数载，重出已是迟暮之年。后者"四人帮" 倒台后，堙没不闻。读史至此，常令人黯然。

东北军53军111师师长万毅（1907年8月-1997年10月31日），原名万顷波，满族，辽宁省金县人。1930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东北军团长、旅长、1936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率111师起义后，加入八路军105师序列，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出关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及政委。它就是十三兵团三十八军前身。所以，严格地说，万毅中将（1955年授衔）不是三十八军第一任首长，只是该部队成军时的首任长官。解放军成立后，万毅为四十二军军长，东野特种兵司令。建国后为东野炮兵司令，二机部副部长。1953年起，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长（或曰四局局长）。1959年8月22日，批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由庐山移到了中南海的怀仁堂，人数由140人扩大到1061人，另增补508名有关人员列席。开幕会后，分组讨论，总参与军委办公厅同列一组，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重点小组。两三天没人发言。上级部门不断来人督导，检查，无奈，与彭德怀从无无瓜葛和历史渊源的组长万毅莞尔一笑，说："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 然而，与会将军们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反而举例说明彭总意见书有理有据，饥饿已成现实，他是真正为民请命。万毅感慨万分，毅然表态："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去批吧！......"在全组一致同意他的提议后，万毅毅然决定解散小组，停止批判。由是成为彭黄张周集团一分子，被贬抑为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1月至1966年3月，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1966年3月起任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11月至1973年11月被关押。1978年3月万毅才重出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80年获得平反，任总后顾问。1985年获大军区正职待遇。他是一介正直的爱国军人，以旧高级军官身份投身抗日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心怀天下，悉心黎民，却蒙冤十九载，消磨了余生的光阴，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李天佑上将（任职:1947.07-1949.02）,（生卒1914年-1970年），生前最后军职为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广西临桂人。北伐军第七军军长李明瑞部士兵，1929年12月随李明瑞参加百色起义，任警卫排长、连长。同年7月，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领导下，经过三千里长征进入中央苏区。李天佑调任红三军团，升任团长、师长。而老长官李明瑞，以红七军军长职，于1932年10月在江西雩都被肃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天佑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1938年5月，李天佑因病调回延安，不久转到西安治疗。年底，奉命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1943年8月，化装成蒙古商人，骑着骆驼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到达延安。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出关后，奉命到沈阳，协助吕正操完成鞍山、营口地区的设防任务。1946年1月，被任命为北满军区参谋长，不久北满军区改为松江军区，李天佑就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1947年5月，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万毅为政委)。一纵改编为三十八军后,为首任军长。建国后，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病逝。广州军区，前后以刘兴元，丁盛为司令员，是四野林彪嫡系的大本营。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倒台，陆空两军，多人牵涉事件中。将军以早殇得以全节，也是幸事。

梁兴初（任职：1949.05-1952.05），又名梁兴祚 (生卒年1912.8.23-1985.10.5)，外号梁大牙（门牙两虎牙，两犬牙），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升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团长。长征到陕北后，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过河东进，到达山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东进支队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挺进东北后，由十纵队司令员，转任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第二任）。使他最为出名的战役是辽沈战役时指挥十纵，守御黑山，成功地阻击了以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的新一军为骨干的廖耀湘兵团，保证了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完成了"关门打狗"的战略任务。入朝后，以二次战役的战绩被彭德华赞誉，三十八军由是获得了"万岁军"的雅号。1967年，文革时，因是前四野林彪爱将，被推荐接替被打倒的黄新亭（贺龙二方面军部属）（先是韦杰，旋即被打倒后，改派梁兴初）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到任后，不支持任何派别，强令各派联合，消弭了四川动用后备武库，甚嚣尘上的武斗。"九·一三"事件后，受林彪牵连，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一起被撤职。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14号文件，成都军区被点名者除了他外，尚有：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另，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中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作了深刻检讨后，梁兴初到了太原化工厂，11月20日，梁兴初被隔离审查。后因病住院，出院后去太原工厂劳动，接受了八年审查。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朱月华言：林彪事件后，张春桥任总政主任，约梁兴初将军谈话，将军拒之。张亲率随员造访，将军蓬头赤足，横卧床上，与之对语。表现了傲岸的人格。1979年年9月14日，黄克诚在纪检会议上指出，对待老同志，应有个基本看法。说梁兴初反对毛主席，上了林彪的"贼船"，你们成都审查了10年，竟拿不出一件站得住脚的事实。这是对老同志的不负责任。梁兴初，一个打铁的，从小参加红军，受过9次伤，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此番讲话后，审查结束，梁兴初才获得了较为公正的待遇。1981年10月23日，成都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梁兴初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为：梁兴初未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但有政治错误。本人认识错误态度较好。鉴于梁兴初在战争中有卓越贡献，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决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给予大军区正职待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意见。一代战将，晚景其实是凄凉的。将军一生在政治风浪中屡屡遇险，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清托落茨基匪帮"。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这后不久的1939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二、三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第一大队和第七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王风鸣秉承康生意志，在湖西大搞"肃托"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为其帮凶，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3000人被无辜杀害。梁兴初也被羁押。幸赖同志逃出虎口，向罗荣桓，陈光报告，罗荣桓亲临湖西，扭转局势，从虎口救出险些遇害的梁兴初。但将军最终未逃过文化革命一劫。

江拥辉，（在职：1952年7月-1057年8月）原名江祥桂（生卒年：1917年-1991年2月13日），江西瑞金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少共国际师战士。后任红1军团保卫局科员、第1师1团副特派员、第2师特派干事,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保卫部巡视员的等、1943年起任滨海军区13团营长、团长，山东军区第1师2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2团团长,第1纵队1师副师长、师长，第四野战军38军112师师长、军参谋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副军长。第二次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江拥辉在其中直接指挥了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战功卓著。后于1952年4月担任了该军代理军长，同年8月，出任军长。1953年回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62年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文革中，奉中央令，一度支持运动，在"旅大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旅大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群众组织争斗时，曾支持一派，与海军支持的造反派对峙。1967年3月28日，旅大警备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旅大实行军事管制（当时，作者到过旅大，亲眼目睹了武斗双方森严壁垒，兵戈相向的场面）。但江未参与林彪集团，也不支持"四人帮"在辽宁和沈阳军区的代理人。安然渡过文革。1983～1985年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接待了来厦门特区视察的邓///小///平。作为战将，事实上没有常胜将军。1952年4月，江拥辉接替调任志愿军西线指挥部副指挥的梁兴初为三十八军代军长，10月升任军长。在部队换防之际，志愿军总部决定对敌发动攻击，以争取战略主动。三十八军主攻铁原西北10公里的战略要地白马山地区。李承晚第9师在此深沟高垒驻守已达一年。当三十八军完成攻击准备，尚未发起攻击时，某团文化教员谷某叛变投敌，暴露了我军进攻意图。三十八军在部署已定，先期发动攻击，可使敌措手不及的主观良好愿望下，请示兵团司令王近山同意，依计划发起攻击。凡九昼夜，遭遇朴正熙为师长（后为韩国总统）的韩军第九师有准备的顽强阻击。虽有进展和收获，但是付出了伤亡6700余人的惨重代价，仅歼敌9600余人，并未完成预期战役目标。在美军第八军范佛里特部合围上来前，江拥辉果断下令撤退。避免了更大损失。但此战，也是三十八军损失最大的一战，并以无功而告终止。

刘贤权（在职：1957.09-1960.05）（生卒：1914─1992），15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县城，刘贤权参加了红军。在红一方面军历任班长、干事、指导员、师卫生部政委。抗战时期一直担任115师343旅政治部民运科长，长期从事地方武装工作。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逐渐引人注目，任过1纵3师政委、师长，该师原为东北军新编111师的两个团，在万毅带领下起义，编为滨海支队。1945年进入东北，扩编为民主联军7纵19旅，在四平保卫战中伤亡很大，后与20旅一起划归1纵，编为3师，即后来的三十八军114师。该师在辽沈战役歼灭廖耀湘兵团时大显神威。刘贤权入朝作战时为四十七军副军长，政委，调三十八军军长。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文革"开始后他即利用军队及造反派在青海省向省长王昭夺权，遭遇王昭和副司令赵永夫反击，一度被罢职，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在中央扶助下重掌青海帅印，代替杨植霖，王昭为青海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他对"文革"中青海省的混乱局面有直接责任。1967年4月，中央又命刘筹备内蒙古革委会，1968年，毛泽东指名刘不要回青海，担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同年任铁道兵政委，1969年任铁道兵司令员，1970年负责北京地铁工程。1971年经毛泽东亲自提议，刘贤权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4年因"复映旧影片对抗样板戏风波"受江青问罪，1975年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粉碎"四人帮"后，因文革表现，1977年被撤职。后赋闲落寞而终。将军玩政治，玩掉了自己。

邓岳（在职：1960.05-1964.08）湖北麻城人，原名邓术权、邓述金（1918-）。1930年12岁就参加了红军。后为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五团团长秦基伟选中，当上了秦的警卫员。1933年10月下旬的一天，秦基伟团长被张国焘诬为"改组派"接受审查，邓述金被视为同案犯被吊打到一周，险些丧命。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成为红七十三师二七六团三连连长，率部奉命于广水东南一地阻击敌人。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伤亡惨重，团长恼怒，欲枪毙他。是詹才芳路过，救了这个十六岁连长一命，为共和国保留了一名耿直倔强的将军。长征途中邓述金因患疟疾，被部队发了10块光洋，动员就地复员当老百姓。两天后带赶上部队。又发病落荒，被十二师师长陈赓所救，用自己战马牵着行军，完成长征。在泅过汉水时，又为一个李姓战士负着过江，以己命换邓岳一命。历经战阵，从四方面军红军大学警卫排长（其时改名邓岳），到八路军新四旅10团团长。从山东军区三师出关，与曾克林部（李运昌下属）两团合并为东北野战军3纵7师。邓岳是首任师长。辽沈战役后，入关作战，是首攻海南岛的主力部队。入朝时为四十军118师师长。118师是首先接敌战斗的志愿军部队。在"揭幕之战"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全歼南韩6师一个营和一个炮兵中队。经中共中央批准，将118师首战两水洞的和120师进行云山阻击的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邓岳为首功。第五次战役时，邓岳用两个团并肩进攻，迅速突破了南韩6师的防线，插入敌军阵地纵深。354团3营孤军闯入敌腹60公里，遭遇英27旅，奋战突出重围，但伤亡惨重。邓岳指挥118师连续击退美陆战1师7团、英27旅和加拿大25旅的反扑，终于插到指定位置。因功升任40军副军长。归国后，于1960年5月调任三十八军军长，他也是第一个从其他部队调任三十八军的主官。归国后先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后为沈阳军区副司令。文革中曾为林彪秘密接见，但不为所动。1975年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李光军：（在职：1964.08-1968.10）（生卒年：1919-1995）江苏省睢宁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伍。抗日战争时期，任县边区抗日青年救国团主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队连长、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第4师9旅26团营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63师参谋长，师长。1953年，李光军率63师入朝作战，在朝鲜升任少将，归国后接替邓岳为三十八军军长。1967年2月15日，三十八军由通化调防保定，李光军分工负责三支两军工作。4月，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３８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两派掀起大规模武斗，副参谋长张致善和两个副师长在支左中被打成重伤。由是，三十八军与河北军区始终不睦。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三十八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三十八军支持激进派。但是，7月，作者去保定时，见三十八军纠察巡逻，不带红袖标，不配像章，军风严紧。军士们说，军长不赶形式，不追求时髦，依然保持三十八军军中劲旅作风。赴军中，见军风整肃，无标语彩旗，心中深为惊服。1967年10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据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六十三军副军长徐信遗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三十八军，有意按刘贤权建议，在本军提拔副军长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故有此调动。李光军后为武汉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

刘海清（在职：1968.12-1972.05），是从四川北部大山沟里走出来的红军娃子。1933年参军时，他才12岁。先后给张仁初、熊伯涛、萧华、邓华、孙毅等红军名将当过警卫员。解放战争时任112师团长，入朝时为113师副师长。年仅28岁。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正面的四十、三十九、六十六、五十五军已向敌军展开猛烈进攻，敌人开始往南全面溃退。领导决定派一支部队插到敌后切断其退路好关门打狗。副师长刘海清奉命率38团翻山越岭，一夜急行150华里并在敌军飞机威胁下，化装韩国军队，大摇大摆向敌纵深开进。先敌5分钟占领了三所里，断敌南逃退路，英勇阻击从平壤方向来援之敌，战斗极为惨烈。这就是彭德怀司令员亲拟嘉奖通令，并呼‘38军万岁！"的由来。刘海清戎马一生，在三十八军前后共35个年头。1955年，刘海清被授予大校军衔。离开三十八军后先后担任北京军区，新疆军区副司令16年。由于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却与"将军"二字擦肩而过，成为终身的"无星战将"，在解放军中也是"仅此一人"。可见命运对他也并不公正。

朱月华（在职：1972.05-1978.05）(生卒1922-)，江苏赣榆县欢墩镇朱孟村人。自幼进私塾学习，16岁当了塾师，教书不到一年，投奔八路军，成为二队二营机枪连战士。曾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参加过锦州、四平、天津等著名战役。1949年9月调任338团副团长，1950年7月被任命为338团团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授予朝鲜三级国旗勋章。1951年5月后，调任337团团长。1953年任师副参谋长，同年5月，任113师参谋长。1954年冬，升任副师长。1965年3月，升任113师师长，授予上校军衔。1968年7月，任38军参谋长，1969年7月，升任副军长。1973年5月，升任３８军军长，同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3月，到军政大学学习至年底结业。1978年6月调任五十五军军长。1980年下半年调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1月离职休养。

虽然三十八军是军中主力，但文革及前历任军长，六个长征干部，最高军衔除李天佑外，皆止步于中将、少将，职务也仅至于大军区副职。在成长中，多人曾陷入肃反清查泥淖，侥幸幸存。可见，在政治风云中，凡是名将皆难逃脱定数，这也是命运的安排......

]]>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2838588 0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2838588 Tue, 18 Nov 2008 22:28:38 +0800 2008-11-18T22:35:41+08:00 <![CDATA[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仅仅有36人享有“军事家”称号?]]>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114916

作者:闲坐说玄宗发表于:2008-11-18 13:00:37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过程中，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有关部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33位军事家。1989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文章——《中央军委确定33位军事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名列其中》，引人关注。文章写道:

在史诗般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出多少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军事家？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军事家”的评语，载入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

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有8位军事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叶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彭雪枫、罗炳辉。还有林彪。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基础上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过程中，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又确定增补3人为军事家: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这样，被称为军事家的共计36人。他们是:

毛泽东(1893～1976):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周恩来(1898～1976):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邓///小///平(1904～1997):中央军委主席。
彭德怀(1898～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刘伯承(1892～1986):中央军委副主席，训练总监部部长，元帅。
贺龙(1896～1969):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
陈毅(1901～1972):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
罗荣桓(1902～1963):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元帅。
徐向前(1901～1990):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聂荣臻(1899～1992):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元帅。
叶剑英(1897～1986)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叶挺(1896～1946):新四军军长。
杨///尚///昆(1907～1998):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主席。
李先念(1909～1992):中央军委常委，国家主席。
粟裕(1907～1984):总参谋长，大将。
徐海东(1900～1970):中央军委委员，大将。
黄克诚(1902～1986):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大将。
陈赓(1903～1961):副总参谋长，大将。
谭政(1906～1988):总政治部主任，大将。
萧劲光(1903～1989):海军司令员，大将。
张云逸(1892～1974):中央军委委员，大将。
罗瑞卿(1906～1978):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大将。
王树声(1905～1974):总军械部部长，大将。
许光达(1908～1969):装甲兵司令员，大将。
许继慎(1901～1931):红一军军长，中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1931年11月在“肃反”中被错杀。
蔡申熙(1906～1932):红十五军军长，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1932年10月9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段德昌(1904～1933):湘鄂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红六军军长，1933年5月1日在“肃反”中被错杀。
曾中生(1900～1935):红四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于1935年8月被杀害。
左权(1905～1942):红一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和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11日在指挥作战中牺牲。
罗炳辉(1887～1946):红九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病逝。
黄公略(1898～1931):平江起义领导人，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15日作战中伤重牺牲。
方志敏(1899～1935):赣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8月6日于南昌就义。
刘志丹(1903～1936):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6年4月14日在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
林彪(1907～1971):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这36位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或“中国当代军事家”。

■“中国当代军事家”的评定是以“大将资格”为基线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是当代军事家的主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许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仅1955年至196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就有1614位开国元勋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在众多将领中，享有“军事家”称号的只有36人，可谓凤毛麟角。那么，究竟谁有资格能成为军事家呢？这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不妨对军事家们作一分析。这36位军事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5人，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两位国家主席杨///尚///昆、李先念。二是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共20人。也就是说1955年被授予大将以上军衔的20名将帅全部入选(包括林彪)。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献身的高级将领，有11人。

可见，十大元帅和十大将是当代军事家的主体，而作为统帅和领袖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当属元帅级人物。1955年评衔时，毛泽东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中居功至伟，是大元帅衔的唯一人选，这也是众望所归。只是由于他本人的意见，大元帅衔最终没有授。而周恩来、邓///小///平当时则是元帅候选人。元帅军衔的评授条件非常高，1955年2月8日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战争时期，周恩来曾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是百色起义领导人，曾任刘邓大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两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战略决策等方面功勋彪炳，授予元帅军衔当之无愧。李先念1955年评衔时曾是大将人选，与周、邓一样，都已在政府工作。毛泽东提出已到地方工作的就不评衔了，所以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已在政府任职的原高级将领就没有参加评衔。杨///尚///昆在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以这样的任职，授大将衔是不成问题的，但他解放后即不担任军职，1955年也没有参加评衔。

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11位高级将领中，叶挺将军是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新四军首任军长，仅此两条足以有资格评为元帅。另外10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黄公略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军长(政委)，方志敏、刘志丹、罗炳辉为土地革命中后期的军团领导，左权、彭雪枫为八路军、新四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他们对于创建和领导人民革命武装、指挥军团和兵团作战功勋卓著，比照1955年的评衔条件也都基本够“大将资格”。

可见，“中国当代军事家”的评定是以“大将资格”为基线的，这从没有一位上将进入36人名单的事实可以印证。当然，“大将资格”不是唯一标准，不是所有够“大将资格”的都能评为军事家，还要结合其它条件，最主要的是军事实践和实际军职。比如，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几位新四军高级将领，1955年与李先念一样曾被列为大将人选；滕代远、程子华等，按战争时期的军事履历，也够“大将资格”。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不搞军事工作，而李先念则不同。“九一三”事件后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7年任中央军委常委，位居军队领导中枢，参与军队和国防建设决策，因而被列入军事家之列。

36位“中国当代军事家”的排名有讲头36位军事家是怎样排名的？根据中国军网公布的军事家名单，是按以下顺序:1.统帅级人物；2.元帅；3.大将；4.牺牲的先烈。

毛泽东以其无可争议的地位名列榜首。周恩来是人民军队创建人之一，战争时期任军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对军队和国防建设贡献极大，因而位列次席。朱德是十大元帅之首，长期担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被列入统帅级人物，排在第三位。第四位是邓///小///平。1955年中央曾考虑给当时的军委委员11人均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位列第七，排在陈毅之后，罗荣桓之前；而在军事家排名中，邓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列为统帅级人物，排在朱德之后，在其他9位元帅之前。

十大元帅除朱德、林彪之外的其他元帅排名是按1955年授衔时的顺序，8位元帅依次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叶挺排在元帅之后、大将之前，显然他是被当元帅看待的。如果1955年授衔时叶挺健在，他在元帅中排名肯定比较靠前，但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为了不打乱元帅们的顺序，叶挺排在最后一名元帅叶剑英元帅之后。

叶挺之后，是杨///尚///昆、李先念。李先念如果当年授了大将衔，肯定不能排在粟裕之前。但在军事家中，杨、李二人能排在十大将之前，与他俩都担任过国家主席不无关系。杨///尚///昆1982年后曾任10年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所以能排在曾任中央军委常委的李先念之前。

接下来是十位大将，排名也是按授衔时的顺序: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大将之后是10位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将领(叶挺已列入元帅级)。这10人又分为两部分:前7位是1989年公布的，后3位是1994年增补的。可以看出，这两部分分别按他们牺牲的前后次序排名的，即牺牲的越早排名越靠前。前7位:许继慎(1931年)、蔡申熙(1932年)、段德昌(1933年)、曾中生(1935年)、左权(1942年)、彭雪枫(1944年)、罗炳辉(1946年)；后3位:黄公略(1931年)、方志敏(1935年)、刘志丹(1936年)。黄公略虽然牺牲最早，但因是1994年增补的，所以排在前7位之后。

林彪在1955年十大元帅中名列第三，仅次于曾任解放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朱德、彭德怀，只不过林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给放到最后了。不过，他被评定为36位军事家之列，体现了对他的军事才能的客观评价，同时也说明中央军委对他评价的历史公正性。

许多上将在新华社刊发的讣告或悼词中也被称为“军事家”

除了以上中央军委正式确认的36位军事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去世的开国上将在新华社正式刊发的讣告或悼词中也被称为“军事家”。根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悼词中被称之为军事家的开国上将有董其武、王震、李达、杨得志、李聚奎、王平、叶飞、陈锡联、张爱萍、杨成武、洪学智等11人。

开国中将、1988年上将、国防部长秦基伟(1914～1997)的悼词中也被称为“军事家”。
悼词中称为军事家的还有几位“无衔将军”:邵式平、何长工、伍修权、耿飚。这4人按战争时期的资历，1955年可评为上将。但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就离开军队，到中央或地方工作，而没有参加评衔。何长工、伍修权、耿飚后来回到军队，正处于两次军衔制之间，因此被称为“无衔将军”。

我军高级将领的悼词是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定的，是盖棺论定性的权威评价。因此，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当代军事家的范围不仅限于36人。(作者系中国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大校)

]]>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114916 0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114916 Tue, 18 Nov 2008 22:11:04 +0800 2008-11-18T22:17:04+08:00 <![CDATA[李鸿章遇刺与中日《马关条约》]]>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5366

作者:忽悠才是硬道理发表于:2008-11-18 19:11:59

关于李鸿章遇刺事件始末，清末作家曾朴在《孽海花》第二十七回《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和第二十八回《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有祥尽的介绍。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也宣告进行了30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一面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一面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基础上迅速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只不过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先富”集团。甲午战争的惨败，完全暴露了清政府腐败、懦弱的本质和整个国家机器的衰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非要失败到这样万劫不复的地步，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清政府从慈禧太后到各大臣，都厌恶战争，也许是被洋人打怕了，总是一相情愿地幻想着和谐大同世界。

战前，李鸿章在1894年6月中旬曾经请俄国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之争。但英国人此时正想拉日本制衡沙俄，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英国领事曾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请日本与中国共同退兵。但也仅此而已，别无下文。俄国公使喀西尼也告诉李鸿章，沙俄政府会不惜以逼迫的手段压制日本人。李鸿章信以为真，一心等待俄国人出面，但最终却不见动静，导致军事部署被动和延误。

就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在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更是视他为座上宾，奉若神明，还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的操练（大清天字第一号间谍案）。妄图以最大的诚意，结两国永远之和睦。与虎谋皮的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示好于人变成了示弱于人，却让川上操六这次中国之行，进一步了解了清政府的极端腐败，而且对清军战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确信清政府战则必败。从而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即将临近的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是普天下第一要务，被无限放大，以至整军修政成了冷门，不被人当回事。

当时，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寿即将临近。还在两年前，她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世铎把庆寿活动视为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派出大批人马采办寿品。据记载，“万寿庆典”的耗资相当惊人。仅给慈禧备办龙袍、龙褂、氅衣、衬衣、各色蟒缎、大小卷缎绸等衣物面料一项就耗银23.2万两。有人统计，这次“万寿庆典”，共挥霍白银不下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岁收的1/6，而这些银两有的是挪自“边防经费”和“铁路经费”。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竟不发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舰队外籍顾问又伙同候选道牛昶炳等人威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改变中日两国历史的两份（劝）降书）

当甲午战争打响后，慈禧虽假惺惺地发布懿旨停办“颐和园受贺礼”，但仅仅是官样文章。“庆辰典礼”的活动一直在铺张中进行。11月7日，也就是日军攻陷大连的当天，迎来了慈禧的六旬“整寿”。于是，一幕咄咄怪事出现了：当国土沦陷，人民遭难之际，慈禧却在禁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连续放假3天赏戏。

再次，对于日本的不宣而战，清政府于1894年8月1日不得不丢掉幻想，出于无奈地对日宣战。

然而，厌战和畏战情绪始终弥漫在朝廷的上空，弥漫在慈禧太后和朝臣心底。

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慈禧太后就急于求和。9月29日，她和光绪皇帝召见翁同龢，派翁赴天津去见李鸿章，命其托俄国驻华公使从中调停。10月初，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又把视线转向英国人赫德。当时，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是庆亲王奕劻，不少枢臣感到他平庸无能，要求重新起用10年前被慈禧太后罢免的恭亲王奕訢。按慈禧的本意，是不情愿起用这位小叔子的。她曾对人讲：“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但考虑到恭亲王的国际影响，只得批准让他再度出山，并使其得到军事和外交上的最高指挥权。不过，闲居了10年的恭亲王，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锐气。何况奕訢心里也明白，慈禧太后让他复出，并不是要他把战争继续打下去，而是旨在利用他的影响进行外交上的联合工作。所以，奕訢一旦大权在握，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派员议和已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借以自重的法宝之一，他当然想竭力保全，李鸿章左思右想，觉得如果在日本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之时，派大员贸然前往，恐怕会遭日方奚落。因此，他在给恭亲王奕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最终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的德国人德璀琳（以此可见，清朝末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改革开放的时代，说什么清败于闭关锁国，纯属无稽之谈。近代中国海关竟然被英国人掌控达86年）

在日本方面，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与清廷停战的最佳时机，日本应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防。因此，二人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乞和”。二人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但伊藤博文对二人百般刁难，甚至不允许他们发密电和北京取得联系。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字样，遂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的惯例不符，于是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
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
“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
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
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
伍廷芳又问：“那么中堂也要来广岛吗？”伊藤未置可否。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

日本人点名要李鸿章出面谈判，李鸿章因为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已经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遭到降职的处分。慈禧太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新起用了刚被撤职但却受到日方欢迎的李鸿章出任全权议和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此时，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李鸿章。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堂上争执不下，乱作一团。李鸿章表示，不能够承担割地的责任，更何况连日本人要的赔款现在都无法凑齐。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人也说，宁可多赔款，也不可割地一寸。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情形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2月25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各省将军督抚电陈割地赔款的意见。8个总督中有5人，16个巡抚中有7人，21个布政使中有6人电陈主和主赔款，不割地。其余的装聋作哑。由于实在找不到良策以对，总理衙门只得于26日通告日方：李鸿章具有割地及执行全权。

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儿子、曾任大清国驻日公使并娶过一个日本太太的李经方，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一行33人。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此楼所处之地居高临下，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

对于春帆楼，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别有一番感情。当年的伊藤博文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一日，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碧波之上的点点渔帆令其感动不已。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伊藤博文不禁兴致大发，为此店取名“春帆楼”。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命令：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不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凶器；四是各客寓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中国使团与中枢往来的电文日本人一览无余，自然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30分，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后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的是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手术风险高,不如暂时留在体内。因此子弹没有取出。

有意思的是，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鸿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鸿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鸿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短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介(《孽海花》叫小山六之介，也有译为小山六之助或者小山丰太郎的。)，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凶手小山六之介在供词中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介的这种歇斯底里症在日本决非孤例。当时，日本国内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人相当多。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甚浓，有人狂言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小山六之介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却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小山六之介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一个外国使臣被所在国的国民刺伤，实在是一件丑闻。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政府也极为担心：如果李鸿章以受伤为由，就此打道回国，以使极利于日本的谈判中止，实在是情由可原，而且，李鸿章作为谈判大使，遭此不测，完全能取得世人的同情，尤其是西方的几个国家，如果他们也对日本不满起来，那么，这就成了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了。

按理说，清政府和李鸿章本人应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争取外援，以“酿成国际异变”。可是，清政府没有这样做。清廷害怕甲午战争继续打下去，迫切希望早日停战，一切回到谈判桌上来。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战端，危及京师安全。

行刺李鸿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顾及欧美列强干涉而以退为进。首相和外务大臣亲临病榻慰问李鸿章于前，天皇降诏严惩凶手于后。日本司法机关很快将凶手小山六之介以“杀人未遂”罪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服刑16年而被释放。尽管李鸿章看出日本的做法是“敷衍外面”，却压根儿没打算中途退出谈判。

3月28日，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允诺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

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就这样，日本担心的一场风波化险为夷了。

4月1日，被大清“和谐”了的伊藤博文并没有见好就收，终于亮出“和约”的底稿。李鸿章看后为之愕然，他没想到日本竟这般贪婪：“要求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要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要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3万万两；要求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重庆、杭州等7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能输入机器等等。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并且大多为不平等条约，可谓见多识广，但是面对日本的饕餮大口，尽管李鸿章具有割地及执行全权，也不敢做主吞下这个苦果。他明白，签订后的条约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为了使每一个字都让皇帝知道，李鸿章当晚将条约稿电达北京。

面对日方的条约稿，清廷决策层一时寻不到应对良策。皇室要员、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的主管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主张割让台湾，保住奉天，尽快议和。帝师翁同龢立陈“台不可弃”。光绪皇帝从感情上虽倾向翁同龢，但也难以做出抉择。4月7日，只好命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奉天和台湾，“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

明眼人看出：这封语义含糊的电旨，暗寓“极尽驳论而不能得”时，可以弃地。日方截获了这份密电，完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

4月10日，中日全权代表开始第五轮谈判。伊藤拿出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款2万万两白银，并蛮横地告诉李鸿章：“日本已让至尽头”，中国“只有同意不同意这两句话！”中国若不同意，日方决议再战，眼下广岛已有60只船舰做好了出征的准备。

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再次急电北京，声言自己“力竭计穷”，切盼皇帝降旨明示。

4月12日，李鸿章盼来回电。光绪皇帝指示他继续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但辽东半岛的“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实在无法商改，同意“即与定约”。

4月13日，李鸿章又连复三电，强调日方“词气极迫”（伊藤于11日致函李鸿章，声称“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中国或同意或不同意，务于四日内告明”），已没有回旋余地，要是不按时订约，京师难保。

到此刻，清廷彻底打消了讨价还价的念头。4月14日，光绪皇帝回电李鸿章，说原希冀争得一分之益算一分，现在既然难以商改，就遵旨定约吧。15日，中日双方进行了第六轮谈判，李鸿章不惜费尽唇舌，向伊藤哀求将赔款减至1.5万万两，并希望以“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作为一个全权外交官，李鸿章的这种举动，不免失态。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整，中日和议第七轮会谈开始。实际上，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11时40分，当李鸿章和伊藤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字时，伊藤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根据这个11款的“和约”，中国付出了如下的代价：

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后以3000万两银赎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这就是割我沃土、索我巨款、毁我经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称《马关新约》或《春帆楼条约》）。仅就赔款一项而言，就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不过7000万两，即使全部用于偿付赔款，也需要好几年。据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透露：“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日元的收入。日本一年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顿觉无比的富裕。”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据统计，日本通过这一战，先得到大清国的战争赔款是2亿两白银；后来，大清国又从日本人手中“赎回”辽东半岛，支出白银3000万两。单这两项，日本人就从大清国库中获得2.3亿两白银，折合成日元为3.64亿。而日本人用于这一战争的实际费用为2亿日元。也就是说，除去“成本”，日本人在这一战中赚取了1.64亿日元的“利润”。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展限两月，并云“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一句话，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凶残贪婪的本性。(日俄监狱里那颗未爆炸的炮弹)

这笔“战争外快”，大部分被日本人用于扩军。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在拿到这笔钱时，曾从中拨出2000万日元给日本皇室发“奖金”，原因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支援日军征战，天皇把节约下来的费用，全部捐给了军队。这与李鸿章在组建和发展北洋海军时，军费屡屡被慈禧太后挪去修葺颐和园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还在赴日前，李鸿章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屈辱的差事，是一项“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唾骂，也许还要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果然，这次交涉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当画押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内至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到直省督抚、一般士大夫，“莫不交章谏阻”，把一腔怨愤倾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一种“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面。

李鸿章将这份条约带回大清国，遭到全国上下的一片谩骂。因为李鸿章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当时有人嚷着、唱着“李二先生是汉奸”；有人骂他“又一次卖国”，甚至有人说他是假装受伤。北京有83位翰林和上百名内阁官员联名上奏，反对在和约上签字，有些人主张拒约再战。

当时，正碰上各省举人赴京赶考，举子们推举康有为向大清国上万言书，请求大清“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事件———公车上书，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按照国际惯例，李鸿章赴日后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但正式生效，还须清廷最后批准施行换约手续。对于要不要批准换约，清政府最高决策人士在御前会议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光绪皇帝“因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软弱的他命大臣们向慈禧太后讨主意。没想到，慈禧太后把球又踢给了光绪皇帝。她以患感冒为由，不仅不接见军机大臣，还让太监传旨：“一切请皇帝决断。”事到如今，连平时主战的翁同龢、王文韶、刘坤一等也开始退缩了。光绪遂派伍廷芳和联芳赴烟台完成批准换约手续。

李鸿章失宠了。没过多久，他就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离他而去。以往“一路扶摇”的李鸿章饱尝了失势的苦涩味。

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岛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时人指责李鸿章是可以理解的。李鸿章确是罪有应得。但要是理性地分析，也应看到，他是战败国的使臣，在谈判中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他的屈辱就是战败国的屈辱。他是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才被迫吞下这个苦果的。如果能够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的话，那么，受到重点抨击的应该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乞和”的总后台，是她扮演了这一不光彩事件中的首要角色。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6年后，一个更大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着他去签订。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77年间中国首都三次沦陷，一个伟大民族最后的耻辱！
)；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国利权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云：“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
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两相对照，很难想到出自一人之手：前诗何其豪迈，后诗何其哀凉。正好做了李鸿章一生的总结。

113年前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奇耻大辱、一种痛苦的回忆。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进一步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一直到1949年，在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后，我们才建立了属于人民的共和国，才第一次看清了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而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的炎黄子孙，切莫好了伤疤忘了痛，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要牢记这一奇耻大辱。

]]>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5366 0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105366 Tue, 18 Nov 2008 22:05:36 +0800 2008-11-18T22:05:36+08:00 <![CDATA[揭密世界五大长寿之乡与中国九大长寿之乡]]> http://yhualin.blog.163.com/blog/static/740981882008101863330933

一。世界五大长寿之乡

联合国规定，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要有75位以上的百岁老人。1991年11月，国际自然医学会正式宣布，原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巴基斯坦的罕萨、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中国新疆的南疆和广西的巴马为全球五大长寿之乡。

世界五大长寿之乡的特点

长寿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现代医学普遍认为：人的寿命15%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环境，而60%取决于自己。1991年11月，国际自然医学会正式宣布，原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巴基斯坦的罕萨、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中国新疆的南疆和广西的巴马为全球五大长寿之乡。为研究和探索这些地区长寿之谜，原苏联、美国、日本及中国科学家先后分别到这些长寿地区进行调查和分析。这些地区老人长寿与以下诸因素有关：

1、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5个地方的人日均摄入热量1640千卡，明显低于一般人日均2400千卡的标准。另外，五大长寿乡基本都位于偏僻地区，民风淳朴，居民热情友好、乐观向上、喜欢清净，这也是长寿的原因。现在，除了巴马，其他几个长寿乡都出现了寿星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现代生活的影响。比如在比尔卡班巴，过去20年当地政府一直用“长寿”来进行旅游宣传，结果游客越来越多，人口不断膨胀，当地人逐渐告别了原本淳朴的生活方式，开始对可口可乐这样的东西习以为常了。这样的结果对长寿而言可能不是好事。

2、坚持合理的饮食起居制度；

对于饮食，五大长寿乡的饮食结构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豆类、薯类、玉米、水果吃得多，动物食品吃得很少，而且饭量小。
（1）食不过饱：这是五大长寿乡的共同特点。饮食控制在维持不宜饥饿的水平上，这五大长寿地区平均每人日摄入量为1640千卡，相当于一般老年人摄入热量的74.5% 。
（2）杂食粗粮和荤素搭配：杂粮中含有适量的对人体有益处的多种微量元素，有利于健康，增强免疫力，不致得病。这五个长寿地区有两个地区以玉米为主食，玉米是粗糙纤维食物，也是低热量食物，能量不高，纤维粗，能增加肠道快速蠕动，有益于食物综合消化吸收，及时排出体内各种毒素。有三个吃粗小麦面粉，并搭配吃些薯类、豆类等杂食，充分发挥了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这些地区除巴马以外，都喝牛奶乳，吃少量牛羊肉，他们都常吃些蛋类、豆腐，一般蛋白质摄入量较为适当并以素食为主，荤素搭配，不吃烫食，不吃熏烤食品，少吃盐，少吃大鱼大肉，素食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素食可以降低中风机率，素食有助于解决便秘。
（3）饮食清淡低脂善食：这些长寿地区盐、糖偏低，用植物油作烹调油，少吃动物脂肪，这些清淡饮食，大大降低了冠心病、中风和癌症的发病率。
（4）多果蔬、多抗衰老食物：这些长寿地区吃果蔬都多。格鲁吉亚吃各种菜和洋葱等大量，并常吃无花果，蜂蜜、核桃。据有关学者调查，新疆和田21名长寿老人，每日摄入瓜果1公斤以上的占96.7%,冬季果干、萝卜、洋葱、白菜量多。格鲁吉亚人常年喝酸奶，巴马人用火麻油炒菜（亚油酸占53.2%）,新疆人吃杏和杏干,饮少量葡萄酒,这些食物抗癌、抗衰老都很好、益长寿。
（5）吃饭时，讲究适宜的气氛，大家心情愉快，注重细嚼细咽；长寿老人一般都适度喝酒，并且主要喝自己加工酿造的水果酒或补酒，从来不喝度数高的白酒，有不少长寿老人从来就不喝酒。

据调查，巴基斯旦罕萨长寿老人，日平均摄入总热量为1600千卡，食粗制面粉、奶和奶制品、水果、青菜、薯类等。
南美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长寿老人，日平均摄入热量为1200千卡，主要食物为牛羊奶、奶酪、马铃薯、番茄、水果和小麦粗粉。
高加索地区长寿老人日平均摄入热量为2000千卡左右，多食乳制品、水果、玉米面和粗制小麦粉。
中国新疆南疆地区百岁以上老人以牛羊肉及奶、蛋类为主食，蔬菜以番茄、辣椒、洋葱为主，一年四季水果不断,新疆100岁以上的维吾尔族老人每天吃水果大于1 kg者约有96.76 %，一年食用6个月以上者有91。09%；。不吸烟、不喝酒、不挑食、饮食多样化、起居生活有规律，这是新疆南疆长寿老人的一条经验。
广西巴马长寿老人过着青菜淡饭一杯补酒的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巴马百岁长寿老人把豆浆看得很珍贵，巴马百岁老人尤其是妇女喜爱喝豆浆,他们视豆浆、豆腐及各类豆制品为一生不可缺少的食品，这种重视程度远远要超过肉禽类食物，同时他们又对植物油、火麻仁油、山茶油、大豆油情有独钟，并且终生食用。巴马人用大麻油（含亚油酸、亚麻酸）炒菜。这些食品具有抗癌、抗衰老的作用。

3、长期无忧无虑的生活；

4、坚持积极不间断的劳动；
五大长寿乡的居民都身体力行着现代人最难实行的长寿原则：劳动一生。专家认为，现代人追求尽兴刺激，缺少劳动意识，快速的社会节奏又常常使人处于紧张状态，这些对长寿来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5、与遗传基因的作用有关。
在基因上，巴马县老龄委对当地144位长寿老人进行调查后发现，祖父母寿命超过70岁的占29%和38%，父母寿命超过70岁的为41%和37%；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人的长寿有15%要取决于遗传因素。
　　
　　　　

(一）中国巴马：长寿人口不断增加

1.自然环境
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山区，位于广西盆地和云贵高原的斜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大多在500—800米之间。属南亚热带至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日照总时数1531.3小时，年均气温18.8℃—20.8℃（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2度），全年无霜期338天，年均降雨量约1600毫米，相对湿度79%。都阳山脉横贯全县北部，将全县分为北部石山区，中部半石半土区以及南部丘陵红土区。盘阳河自西向东流经巴马县中部，将巴马分成南北两部分，许多长寿老人都居住在在盘阳河两岸，喝盘阳河水长大。全县总面积1971平方公里，辖9个乡1个镇、103个行政村、4个社区。总人口为25.14万，，其中壮族占68。2%，瑶族占17。4%，汉族占14。3%，其它10个少数民族占0。1%。巴马是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10月，国家投资的公路修通了，虽然不是很宽，却很漂亮。它不仅把巴马的乡镇联系起来，而且和邻县也四通八达。它将巴马的经济发展送上了快车道。2007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3.9099亿元，增长18.5%；财政收入完成10188万元，增长22.3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1397亿元，增长30.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55元，增长28.63%；农民人均纯收入2202元，增长25.18%。全县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四个突出亮点：一是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大经济指标增幅均创近9年来新高；二是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质量明显好转，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24.24%，同比下降8.01%；三是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节能减排实现新的突破，全县SO2排放同比减少12.1%，CODCR排放同比减少36%。四是通过实施东西山解困、库区基础设施建设、茅草房改造等惠民利民工程，民生问题得到极大改善。 2007年，巴马荣获全区经济发展进步县称号，成为全区32个经济发展进步县之一。

2.长寿之星
巴马是长寿之乡，因此老寿星特别多。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老寿星，活了142岁，名叫叫蓝祥。时值清嘉庆年间（公元1810年），当时的皇帝闻之，欣然赐诗一首：
                  星孤昭瑞应交南，陆地神仙纪姓蓝。
                  百岁春秋册年度，四朝雨露一身覃。
                  烟霞养性同彭祖，道德传心问才聃“。
                  花甲再中衍无极，长生宝篆丽琅函。
这在当地已传为佳话。如今，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巴马百岁老人的比率始终名列全国前矛。百岁率1960年为18。6/10万，1979年为13。1/10万，1991年为30。8/10万，1994年为34。5/10 万，呈上升趋势。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巴马有长寿老人69人，占全县人口3。08人/万，而该年广西的百岁老人为0。2人/万，新疆为0。4人/万，全国为0。05人/万。1997年统计，巴马80-89岁的老人有2914人，90-99岁有171人，100岁以上有75人。

3.巴马的神奇
巴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寿老人？巴马地处山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信息封闭，卫生条件差，可是却生产了全国最多的长寿老人，巴马的百岁老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多集中在人数不是最多的瑶族（8。46人/万），壮族次之（1。96人/万），汉族再之（0。94人/万）。巴马的长寿老人大多生活在北部经济条件更差的石山区，如西山，东山，平洞等地，而农耕条件相对较好的的南部土山区，百岁老人却较少，中国许多地区常见的高血压、心脏病和肿瘤，在巴马却很少发生，巴马在国际自然医学会公布承认的世界五大长寿乡中，是唯一一个百岁老人呈上升发展态势的地方。通过考察和调研，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完全相同，但却不能不承认许多共同的事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马有神奇的水和空气。

4.巴马的水
巴马县境内河流均属珠江水系。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人类80%的疾病与水有关。巴马的长寿老人大都饮用盘阳河及其两岸的山泉水和地下水，这些水的PH值表明，它们均属微碱性质，这对中和酸性体质的人十分有利，而酸性体质正是各种疾病的源头。
有个退休老人住在巴马县坡月村巴玛公司暂借的一户农民家里，房前就是巴马的母亲河--盘阳河，退休老人就是直接吃喝盘阳河的水，不经过任何过滤和消毒，烧开也可，凉喝也行，做饭洗菜都用它，刚开始有些顾虑，可是一个月下来，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适，没有得过消化系统的疾病，相反，困扰退休老人多年的便秘倒有了很明显的改善。从此退休老人对碱性水有了新的认识。

5．巴马的空气
全县森林覆盖率从1999年的53.73%提高到现在的56.7%，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50万立方米。年平均日照时间长达1531小时，并且阳光中80％是被称为“生命之光”的远红外线。这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丰富，根据专家仪器检测，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2万个以上，比一般内陆城市高出几十倍，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巴马空气中负氧离子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A．巴马海拔较高，植被净化，空气清新。据研究，大气中负氧离子的浓度和空气的洁净度呈正相关的因果关系，在清洁的空气里，负氧离子的寿命是一分钟左右，而在污浊的空气里，其寿命仅为清洁空气的1/3。
B．降水多。巴马为位于都阳山脉东南坡，正值东南热带暖湿气流与北部干冷气流交会的地方，因此，雷雨天气较多，通过放电作用提高大气中负氧离子的浓度。
C．由于海拔较高，巴马的宇宙线和紫外线的强度比较大，从而促进大气的离子化。
D．巴马有许多地下急流、暗河、伏流、溶洞，形成水的无休止的撞击运动，使被撞击的水，因表面破碎而带上了正电，周围的空气则带上了负电，从而增强了空气的离子化过程。
E．巴马对外开放的程度不高，相对封闭，因此空气的污染度较低。
那个退休老人住的坡月村，离百魔洞约有一里路之遥，根据监测，其空气中的负离子数不少于10000个，这和大城市中的污浊空气有天壤之别。“负离子不是药，比药更有效”，它可使血液活化、净化，可以抑制血清胆固醇，降低血脂，达到防治动脉硬化的目的，它可改善白细胞的数量和质量，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它对人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较好的治疗保健作用。总之，负离子是“大气中的长寿素”，极为珍贵。

6.巴马的地磁
巴马还是一个天然的大磁场地区。研究表明，高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长寿村的水受到磁力线的切割变成小分子团的六环水，也就是对人体有益的天然碱性离子水。同时，一定的磁场强度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人体的离子平衡和阴阳平衡世界上任何物资都离不开磁，人体组织及细胞都存在不同的磁场，人体若能保持“磁平衡状态”，就能促进人体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经研究表明，目前巴马地磁未被干扰，巴马人之所以能健康长寿，关键在于正负电荷在人体内能及时“出入”，不存在正电荷多了、负电荷少了的现象。

7．喜欢劳动、饮食习惯良好、生活有规律、乐观，这也是巴马寿星多的重要因素。
经常吃火麻、玉米、茶油、酸梅、南瓜、竹笋、白薯等天然食品。玉米、白薯等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火麻制成的油和汤含有大量的不饱和低脂肪酸。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对巴马进行调查后认为，不饱和低脂肪酸和微量元素的摄入正是巴马人长寿的关键所在。

8.神奇的旅游胜地
位于百色盆地和云贵高原斜坡带的巴马，是世界五大长寿乡中唯一在地球北纬200以上的亚热带的长寿区。巴马的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巴马寿乡探秘游已列为广西十大旅游精品之一。
巴马是旅游度假的圣地，休闲养生的家园，概括起来就是“神、奇、特、秀”。“神”在“五个不一样”：不一样的地磁，强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山泉，泉水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非常丰富；不一样的阳光，被誉为“生命之光”；不一样的空气，被誉为“天然氧吧”；不一样的土地，土壤中含锰、锌很高，而铜、镉含量很低。“奇”在“三个融合”，洞与山水田园的融合，洞与民族风情的融合，洞与长寿文化的融合。“特”在巴马长寿现象超国际标准，又具有普遍的民间性。“秀”在山清水秀，山水如画，自然清秀。
大自然赐予巴马秀丽的山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在这里有逶迤绚丽的盘阳河风光；有碧波荡漾的赐福库区平湖；有如诗如画的龙洪山光水色；有千姿百态的岩溶洞群；有浓荫蔽日的原始森林；有惊心动魄的陷谷石林；有世界第三大天坑——好龙天坑和交乐天坑等天坑群。
当前，巴马县党委、政府正紧紧抓住各种有利机遇，着力构建巴马长寿旅游度假区，争取到了国债旅游扶持投资项目，现又努力争取国家旅游扶贫投资，以实施长寿旅游开发和保护项目。以盘阳流域为主要旅游观光带，以长寿资源为特色，融自然观光游览、农业生态游览、水上运动、休闲度假、饮食服务、科研考察等活动为一体的长寿疗养度假区项目，总体规划已通过广西大学旅游科学研究所有关专家的评审。
如今走进甲篆乡盘阳河沿岸的坡月村和平安村，随处可以见许多性格开朗，用普通话与当地人有说有笑地攀谈的老人，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慕名来巴马疗养度假的离退休老人。
盘阳河是一条神秘之河，呈现“四进四出”的自然奇观：一进平乐石门，初出坡心犀牛洞；二进袍里山底，次出好合响水洞；三进西山响水洞，再出坡月百魔洞、柳羊洞；四进松吉白熊洞，又出烈屯百鸟岩。盘阳河这种进山出洞的现象，给盘阳河水带来了丰富的多种微量元素，不但构成了奇幻的自然景观，而且形成了理想的天然浴场。这里民风纯朴，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裸浴习俗。盘阳河又是一条长寿河，据调查，仅巴马境内的盘阳河段就养育了40多位百岁老人。
最近，巴马神奇的土地又发掘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地下溶岩景观区——长寿宫，它的发掘与开发堪称广西旅游的新亮点。长寿宫位于巴马西北角的那社乡大洛村，2004年被当地老百姓意外发现，由于地下溶洞内正处在生长阶段的钟乳石发出水晶般的光泽，当地老百姓恭敬称之为“水晶宫”。整个地下溶洞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首期开发旅游区游览行程约800米，横贯五个游览大厅，最高的大厅蓝天白云般顶棚距地面约50米。走进长寿宫你如置身一个玉砌般的童话世界，地上发育着鲜活、透明蘑菇状晶体；空中垂悬着白嫩、纤细、蜷曲且神态各异的水晶球、水晶花、水晶草；而那些洁白无瑕通体透亮的玉柱、玉笋则在天地间毫无顾忌地疯长着，所有一切在冷光源灯光作用下扩张着惊人魂魄、动人心脾的渗透力！更让人拍案称奇的是整个溶洞活脱脱就是世界长寿之乡的缩影，那些发出水晶般的光泽的钟乳石就像一个个老寿星堆砌着、排列着、舒展着，当我们穿行在由“寿星探秘”、“圣母祝寿”、“寿乡活力”、“寿比南山”、“寿成正果”等景致组合的空间里时，一边惊叹大自然的造化，一边会感叹洞穴景观与巴马长寿文化的相得益彰！
按中国岩溶地质研究所专家论证：巴马长寿宫里的卷曲石、鹅管，它们的形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等，都是国内外极为罕见的地质奇观。尤其洞内钟乳石仍处在生长和发育期，说它是世界级的自然景观一点都不为过！
自从被国际自然医学会认定为世界长寿之乡后，巴马就成为了国内外老人和有关专家疗养度假，进行长寿探秘、长寿研究的好去处。特别是东巴凤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巴马的交通、通信等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来巴马疗养度假的外地人日益增多，他们大多数人在巴马长期租房。每年来巴马住上3个月到6个月，据巴马旅游局调查统计，如今仅在甲篆乡境内疗养度假的外地人就有来自新疆、辽宁、河南、广东、四川等地的老人400多人。
神奇的长寿之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旅游观光。2007年，全县共接待游客15.8万人，其中国外游客672人，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1910万元。今年1-8月全县共接待游客41.8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3084人次，实现旅游社会收入2.1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33%、507%、1302%。
　　
9.绿色长寿产业迅速发展
多年来，巴马紧紧围绕世界著名长寿之乡和中国香猪之乡的品牌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长寿产业。仅今年以来，紧紧围绕把巴马建设成为河池西部特色经济发展中心这一目标，深入实施“拓农富民、兴工强县、寿旅名县、开放活县、科教兴县、依法治县”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糖蔗、香猪、油茶、蚕桑等优势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稳中有升。
巴马长寿食品资源丰富，有近200万亩的山坡和3万亩的平湖水面可供开发利用，种植和养殖长寿绿色食品食物大有潜力。巴马长寿老人经常食用的火麻、珍珠黄玉米、南瓜、竹笋、苦丁茶、苦脉菜、巴马香猪、山羊、油鱼等，开发前景广阔。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研制加工而成的巴马神酒、巴马不老酒、巴马雄酒、“命之宝”火麻饮料、珍珠格嘉王、格嘉酥、格嘉糊等长寿保健产品倍受人们青睐。今年全县新植糖蔗3万亩，总面积达8.3万亩；新植油茶林3000亩，低改油茶林3700亩，使全县油茶林总面积达30万亩；新植火麻1.8万亩、龙骨花5000亩。
巴马是香猪原产地，香猪个小体圆，皮薄肉细，胴体精瘦，肌肉鲜红，肌纤维细嫩，脂肪营养丰富，素有“一家煮肉四邻香、七里之遥闻其味”的美称。1995年3月，巴马被国家物产经济专业委员会命名为“中国香猪之乡”；2005年巴马香猪又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目前，巴马镇、那桃、燕洞、百林、甲篆等5个乡镇建立香猪生产基地，今年1-8月香猪出栏13.90万头。
巴马的山油茶自然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以这种山油茶果精心提炼出来的山茶油是典型的绿色食用调和油。经专家检测证明，巴马山茶油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不含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具有防止血清胆固醇升高、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作用，是巴马人长寿的因素之一。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广东、上海等地市场。巴马充分依靠龙头企业，大力实施“百里油茶长廊”工程，计划在近三年内新植高产丰产的软枝油茶及对旧茶林的低产改造10万亩，目前该县油茶林面积已超过30万亩，加上周边毗邻市、县货源，年可供茶籽4万吨，可加工成品油1万吨，年产值将达到1.6亿元左右。
巴马的矿泉水是弱碱性水，氧化还原电位低，富含锰、锶、偏硅酸、锌、硒等多种对人体有利的矿物质，目前已勘查出来的赐福1号、2号和长绿山矿泉水年资源量62万立方米，潜在工业价值14.6亿元。如今已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引进湖北老板投资3800万元兴建年产30万吨矿泉水的巴马丽琅公司，所生产的矿泉水投放市场后深受客户的欢迎；还有在对巴马赐福矿泉水厂改制整合的同时，又积极引进广东中山老板在那桃乡民安村投资3000万元、兴建“民安矿泉水生产基地”，并争取在三年内年产超100万吨矿泉水。

10.长寿文化的挖掘与保护
巴马的长寿文化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联，奇特瑰丽而丰富多彩，有纯朴的蓝靛瑶婚俗、壮族的女婚男嫁、三月三壮族歌节、番瑶祝著节等等。自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以来，县党县委政府就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工作，搜集整理了壮族《布洛陀》、瑶族《密洛陀》等多种民间文化。大型瑶剧《格鲁花》填补了中国没有瑶剧的空白，中央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曾先后多次播放了该剧。瑶族舞剧《弩》在全区民族舞蹈比赛中获二等奖，并代表广西参加全国第四届民运会闭幕式演出。
改革开放以来，巴马有组织地挖掘弘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次组队参加全国、自治区、市的各种体育运动比赛，共获地市级以上的各种奖牌700多枚。其中，1990年至1994年连续5年保持射弩全国第一，1990年至2003年，参加全国全区民运会比赛共获奖牌90枚，其中国家级金牌5枚，自治区级金牌25枚。几年来共为高等院校输送数十名体育人才，向国家队输送射箭运动员2名，向广西队输送8名。
去年8月11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巴马县长寿村调研时指出，长寿老人是祥瑞，是一个地方生活安定、社会和谐的体现。我们要尊重老人、爱惜老人、关心老人，在全社会营造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巴马县认真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尊老爱老助老”活动，建立长寿老人保护机制。为80岁以上老人建立生活档案，为90岁以上长寿老人制作专题网页。建立长寿老人初级保健制度，对全县90岁以上长寿老人进行定期体检，跟踪管理。建立百岁老人生日祝寿制度，在百岁老人生日时，党委、政府为百岁老人举行祝寿会，县党政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登门为老寿星赠送蛋糕祝寿。建立长寿老人生活补贴制度，政府每月向每位百岁老人发放专项补助100元。建立长寿老人有限拜访制度，确保长寿老人有足够的生产生活空间。保护好民间为老人“补粮”的习俗，并纳入长寿旅游开发范畴。

开展好“重阳敬老日”活动，搭建尊老爱老助老的服务平台。
对县内众多的古树、古建筑、古墓碑、古村落、古战场遗址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自然资源，以祝著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活动，以番瑶、蓝靛瑶服饰为代表的民族服饰，以“补粮”为代表的长寿习俗，以打铜鼓、射弩、打陀螺为代表的民族体育，以“三月三”歌节为代表的民族文艺，巴马县加强了普查、挖掘、整理力度，并在保护前提下逐步开发。同时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采取果断措施，开展拉网式地治理整顿非法采矿点，取缔了所有非法采矿场的同时，出台了《巴马瑶族自治县关于加强长寿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决定》，大力整治环境污染，受到全县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对长寿旅游景区进行重点保护和管理，在景区内采取封山育林、建设工程林、义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建立景区绿化美化责任制等措施。对经流长寿旅游景区内的河流、溪流，严禁围垦、侵占河道和在河道采砂、采矿。

11.“候鸟人”青睐长寿之乡巴马
江苏无锡的74岁退休老人林步远半个月前来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乡坡月村，并住了下来。他打算再住四五个月再回家。林步远只是寄居巴马的养生人中的一位。跟他一起从无锡到这里的伙伴有20人左右，而来自全国各地到坡月村的养生人有100多人。他们大多是在该村长期租房，每年住上３到６个月不等，人们形象地称他们为“候人”。据悉，接待“候人”现在在巴马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甲篆乡有专门供“候人”居住的房子、食堂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当然，“候人”也可以选择只租房子，生活用品自带，洗衣、做饭自己动手的方式。广东东莞市66岁的退休老人李老今年４月到现在一直寄居在坡月村，他还准备住到春节前再回家。他说：“这里的山、空气、水真是好。”有的住在巴玛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疗养院，既疗养又探奇，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收到的疗效却比较满意。所以，许多人常年住在那里。

（二）中国和田：老人喜欢喝茶吃馕

新疆和田于田县的拉依苏村是另一个在我国境内的世界长寿之乡。拉依苏村有2400人，仅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就有16人。

（三）巴基斯坦罕萨：六七十岁不算老

罕萨山谷距离我国的新疆仅30多公里，4.5万罕萨人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罕萨，当地人几乎从不患病，六七十岁根本不叫老人，八九十岁仍可在地里劳作，健康地活过一百岁在这里并不算什么稀罕事。罕萨人喜欢吃粗制面粉、奶制品、水果、青菜、薯类、芝麻等。他们还喜欢适量饮用一种由葡萄、桑葚和杏制成的烈酒“罕萨之水”。罕萨山谷附近有许多冰川、河流，这些水体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常年饮用有利于人体健康。罕萨人在种庄稼时也用这种水进行灌溉，从来不施农药，种出来的瓜果蔬菜特别有营养。罕萨人多以务农为生，古朴的生活习惯使他们远离了现代社会的恶性竞争，又为自己的长寿增加了一块砝码。

（四）外高加索：百岁老人还选美

外高加索，大约指高加索山脉以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所在地区。格鲁吉亚曾经举办过90岁以上老人的“选美大赛”，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已有106岁。百岁老人选美，这可能只有在外高加索这样的长寿乡才会发生。据统计，格鲁吉亚500多万人口中百岁寿星达2000多人，90岁以上的超过两万。而在阿塞拜疆，上世纪80年代初每10万人中百岁老人曾多达63人。外高加索人的乐观生活态度是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地人的婚礼上，八九十岁的长者和年轻人一起又唱又跳。除了乐观的心态，当地人的饮食也很讲究。在格鲁吉亚的长寿乡阿巴哈吉亚，当地居民每天都吃用玉米面做的面包和粥。这里的人每天至少喝两杯牛奶、三四杯酸奶，喝时还要放葱、芹菜等。此外，当地人还常吃菠菜、豆角、韭菜、白菜、洋葱、红辣椒以及当地产的无花果，不吃香肠、熏肉或火腿，很少吃蛋糕、土豆、动物油脂和糖果。他们不喝咖啡，主要喝当地产的“格鲁吉亚茶”。

（五）厄瓜多尔比尔卡班巴：没有金钱概念

在厄瓜多尔南部山区有一个叫比尔卡班巴的村庄。1970年，村里一个叫米格尔·卡尔比奥的人得了眼病，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病。这次眼病使比尔卡班巴闻名于世，因为米格尔当时据称已活过了120岁。

比尔卡班巴大约有5000人，其中有20多位百岁以上的老人。由于一百年前这个地区还比较落后，没有完整的人口档案系统，这个数字很难证实。但不管怎样，这个山村是公认的西半球最长寿之地。比尔卡班巴人喜欢吃豆类、玉米、香蕉、甘薯、大米、芒果等。大多数人每周只吃一两次鸡或鱼等动物食品。当地人还喜欢饮用泉水，科学分析发现，当地泉水中的矿物质含量较高，其中铁、镁等成分的比例很理想。当地人很少得心脑血管疾病。科学家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当地人没有金钱和竞争概念，喜欢劳动，这使得他们对心脑血管疾病“免疫”。而很少吃动物和高热量食品，使得当地人拥有缓慢稳定的新陈代谢。

　　

二。中国九大长寿之乡

中国长寿之乡评审活动是从二00五年开始的，其标准为：长寿的代表性，即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国际共识的标准十万分之七；长寿的整体性，即区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岁；长寿的持续性，即八十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截止目前，所选出的九大长寿之乡分别是：四川省彭山县、湖南省麻阳县、广西自治区永福县、广东省三水区、湖北钟祥市、河南省夏邑县、江苏省如皋市、四川省都江堰市、广西省巴马县。

（一）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老年学学会授予四川彭山、湖南麻阳、广西永福为首批“中国长寿之乡”称号并自即日起向社会进行了公示公告。

1.湖南省麻阳县

麻阳县地处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之间，境内群山环绕，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锦江河流贯西东，森林覆盖率达56.48%，饮用水质、大气和室内空气质量达标率均为100%，素有“生态福地，长寿天堂”之称。该县人均预期寿命达75.6岁，37.9万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48320人，80—99岁高龄老人5430人，百岁以上老人45位，分别占总人口的13%、1.45%和1.105人/万人，各项指标均超出了联合国人口组织规定的长寿地区标准和中国区域长寿标准。2007年12月，中国老年学会正式将麻阳命名为“中国长寿之乡”。麻阳绝大多数长寿老人从小就开始参加劳动，终生不停。不再从事生产劳动的老人，也经常做些家务劳动。在他们看来，自己能做的事，就得自己去做。“八十能种田，九十能爬树，百岁纳针线。”这是麻阳苗乡长寿风景线的生动写照。麻阳长寿老人的主要饮食特点是：主食大米，不离蔬菜，爱吃水果，崇尚酸菜。此外，家家户户自酿米酒、包谷酒、红薯酒等低度酒，民间俗称“养生酒”，老人们适度饮用，可起到舒经活络、通脉顺气的作用。麻阳苗族食菜至今仍保留着以酸辣为主的传统。麻阳民间尚有“三日不呷酸，行（走）路打趔趄”，“一日不呷辣，行路滚下喇（坡）”的说法。食酸辣菜，尤其酸食有防病健胃之药用，有除惑提神之功效，有防腐保鲜之功能。麻阳人还十分注重自己的品性修养，认为办事要“多栽花，少栽刺”，为人“树要根深，人要心正”，要学会对人宽容。因此，麻阳的长寿老人个个心情开朗，胸怀豁达，为人和善，性格纯朴。这些恰恰是一个人健康成长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更是麻阳老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内因。
麻阳，地处北纬27°—28°，东经109°—110°，位于中国最佳长寿气候带。境内西、北、南三面群山屏列，西晃山、雄山、青山山脉横亘，为一道天然屏障，构成了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20.5度，接近人体温度黄金分割线。林木充郁，植被茂盛，水资源丰富，真是锦上添花，福中增寿。无怪乎，当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途经咱们的锦江河时，被这方迷人的景色、秀丽的山河，敦厚的民情而陶醉，他感从景发，情如泉涌，写下了赞美锦江河的不朽名篇——《长河》。

锦江河，麻阳人的母亲河，发源于贵州梵净山南麓。全长310公里，流经县内12个乡镇，117公里。锦江河河水清澈，鱼儿成群，两岸杨柳依依，翠竹成荫，每当太阳初升的时候，白雾似一条长长的白沙飘浮在河面上，故此，锦江河被文人墨客称为一条飘白云的河。步入锦江，顿感清新、舒坦，白雾下面堆积的是浓度极高的负氧离子，长寿专家考察后，称其为人间第一天然氧吧。
麻阳，土质优良、食品优质、口福延年。全县以紫色岩页土为主，含大量磷、钾，生长出来的瓜果、蔬菜、稻谷等作物营养丰富，口感特优，具有增强人体抵抗力、延缓人体衰老等功效。“口福”，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大自然馈赠麻阳人的第一桃—西晃山猕猴桃，西晃山猕猴桃野生资源5000余亩，资源十分丰富。猕猴桃有圆柱、椭圆、猪腰子、珍珠等形状果实，分为软毛、硬毛，无毛三类，肉有绿、淡绿、淡黄、黄肉紫心、绿肉黄心之分，味浓香甘甜，含有丰富的铁、磷、钙、硒等人体必需微量元素，营养丰富，香味四溢，为果中佳品，被称为“中华第一寿果”。
“北有吐鲁番，南有西晃山”，说的是西晃山的葡萄与吐鲁番的葡萄齐名，都为中华葡萄一绝。西晃山海拔1480余米，昼夜温差明显，土质十分优良，生长的葡萄质优味美。葡萄大王滕树海将原生态、物理农业技术运用于葡萄种植业，取得令人异想不到的收获。走进他的葡萄园，仿佛置身于一个音乐世界，他采取音乐与植物细胞共振原理种植富硒黑珍珠葡萄，该葡萄营养成份十分丰富，碳水化合物、糖类、有机酸、钾、磷、硒以及维生素含量远高于其它葡萄。特别是“生命之火种”硒元素含量高，常吃这种葡萄能极大的提高人体免疫力，起到祛病防衰的目的。

冰糖柑的故里不是麻阳，而是黔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才从黔阳移植过来，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质成因，冰糖柑找到了最理想的去所—麻阳。“贵点，贵点，没关系，只要是麻阳的，”今天，人们如是说，包含着人们对麻阳冰糖柑的认同和赞誉。过去，沈从文大师早有描绘，“丹株明黄，繁密如天上星子，”“将不免眼馋口馋。”麻阳人吃水果，吃遍天下还是自己的冰糖橙。麻阳冰糖柑呈圆球型，颗光滑，色橙、艳丽，果形指数0.95，可溶性固体物12.3%，每100ml果汁含原糖7.04克，转化糖11.8%，总糖10.88克，Vc36.30毫克，富含钙、硼、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嫩，口味浓香，清香爽口，具有滋阴清肺，消痰化痰，益寿养颜之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品尝后，连声夸奖：“果中珍品，味甲天下”，随之也就有了“天下桔数麻阳最甜，世上果唯富州独香”之说。“麻阳佬有福气，麻阳佬有口福”。是的，麻阳，口福王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14类长寿食品，麻阳占有13类，麻阳，堪称人间长寿食品贮藏库。在历史长河中，麻阳人在平稳中福，在自然中求寿。在人际关系和谐中祈福求寿，创造和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永远闪烁时候光芒的麻阳长寿文化。麻阳长寿文化源于盘瓠文化，盘瓠文化是根，长寿文化是枝，盘瓠文化是麻阳长寿文化的原始积累。

四千多年前的帝喾时期产生的盘瓠文化，它的核心是和谐，特征表现为“三相”。本相即，本质是“好山好水好人”。强调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遵循的是“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的准则，追求的是主客交融，天人合一；理想是“求福求寿求和”，它倡导的是在平安中求福，自然中求寿，在和谐中追求幸福长寿的生命理念，弘扬的是人际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物的和谐；表相是“裕厚仁爱，尊老爱幼”，充分表现了仁爱、助人、孝道的仁者思想。以此，充分说明了以仁爱、和谐为核心的盘瓠文化，不仅符合现代中国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和价值取向，也符合全世界人民和平共存的永恒理想，为麻阳长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四川省彭山县

彭山古称武阳，公元前317年前为蜀国治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设置武阳县，治所在今江口镇平茯村。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改名彭山县。置县历史达2300多年。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以彭祖长寿文化、忠孝文化、茶叶文化、汉崖墓文化为主题的厚重文化底蕴。境内有彭祖长寿文化的发源地彭祖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彭山汉崖墓博物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市场遗址、刘备墓、李密故里等重要古迹以及摇钱树、汉像砖等历史文物。彭祖山完好保存有彭祖祠、彭祖墓、彭祖炼丹洞等珍贵遗迹，建有展示彭祖长寿秘诀的养生殿、采气场、养膳斋。沿岷江和府河一带分布着5000余座汉代崖墓，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国内罕见，其中出土的浮雕“秘戏图”被郭沫若称为“天下第一吻”。彭山县隶属四川省眉山市，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岷江中游。县城北距省会成都55公里、双流国际机场35公里。全县幅员面积465．32平方公里，东西长28．7公里，南北宽25．9公里。东部为丘陵，西部为低山，中部为平原。辖9乡9镇、185个行政村、19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3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1.65万人，占66.8%。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光热水条件优越，是重要的商品粮和瘦肉型猪生产基地，被命名为四川省“彭祖寿柑之乡”、“葡萄之乡”、“二金条海椒之乡”、“泽泻之乡”。彭山县于1995年建成全面绿化达标县，列为全国生态示范区试点县。页岩、矿泉水、浅层天然气等可开采资源储量丰富，钙芒硝矿已探明储量45亿吨，是全国最大钙芒硝矿床。境内有AA级风景区彭祖山、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江口古镇、千年古刹象耳寺、仙女湖等众多旅游景点。彭祖山集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长寿文化、宗教文化于一体，是旅游观光、朝山拜佛、探询古迹、引导采气的上佳境地。县城北距省会成都55公里、双流国际机场35公里；南距乐山78公里。岷江支流府、南二河汇于古镇江口，成乐、成雅高速公路交于境内青龙镇，成昆铁路、省道103线、岷江纵贯全境。境内青龙、彭山两个火车站年吞吐货物300多万吨，是川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彭山县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发展县、对外开放县，命名的全省首批“小康县”。2004年，全县GDP实现30．62亿元，人均GDP达到10443元。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9．5：50．9：29．6。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903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35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844元。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先后获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四川省文化先进县、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等殊荣。2003年被列为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县。2004年，建成四川省卫生县城。
至今，在彭祖的故乡——四川彭县仍以长寿老人众多而闻名于世。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在该县30万人口中，90岁以上的老人竟有328名，其中百岁以上的老寿星14人，全县百岁老人高出全国平均比例17倍。2004年，全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其中100岁以上老年人口最多时达到32人，占总人口的0．0988‰。
据史料记载，商贤大夫彭祖生于彭山，死后葬于彭山，彭祖是黄帝的后裔，曾侍奉尧帝，受到尧的赞赏而被封之于彭城，故名为彭祖。一说彭祖至殷朝末年已767岁，一直活到 800岁后不知去向，但较难令人置信。另有学者解释，上古用于支记日法，一个甲子就是60日，若按767个甲子计，彭祖则活了46020日，即126岁。总之，彭祖作为长寿的象征，连春秋的先圣孔子都很倾慕他，庄子和葛洪也赞叹他寿命之长久。寿命880余岁(合今天146岁）。其独创的以导引行气术、调摄养疗术、膳食养生术、房室养生术为核心的彭祖长寿养生文化，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彭祖的长寿文化，究其根源是建立在人体自身和谐及人与外界相和谐的基础上，其核心就在于一个“和”字。彭祖的导引行房术、调摄疗养术、膳食养生术和房室养生术的四大养生术，其“适身、通神、一志、导心”八字要诀，分别从生理和情理方面补益健养人体，从而使人得以健康长寿，因此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一、动静结合，锻炼身体　葛洪《神仙传》中记载彭祖的养生治身方法是“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千”。此即后世的气功修炼、吞咽唾液方法。
二、淡泊名利，平和保神　注重品性修养，也是彭祖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神仙传》记述“彭祖少好恬静，不趋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据传，殷王前后赠给彭祖数万金，他都受纳了，但却用来救济贫贱，自己无�